初生牛犊不怕虎#

10月初，我第一次担任了镇海第四肥料建设工程的工地出纳。工长是一位资历颇高的技术员，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技术员一样，他没有在大学接受过系统教育，但从日本侵略时期就开始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不折不扣的“工地型”任务，他特别不喜欢“乳臭未干的书呆子”，当然我也被包括在内。

给职员预支款是我作为出纳的主要工作之一。职员们通常都在下午5点之后找我预支。他们忙了一天，下班后才想到我这儿来，我自然是尽我所能给予方便。但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工长的不满。

“喂，5点以后还给什么预支啊？你见过哪家银行在5点以后给钱的吗？”

真是不可理喻，银行是银行，工地是工地。难道让忙得焦头烂额的技术员们在工作时间放下手里的活，到我这里来排队吗？心里虽这么想，但我不能反对，因为工长的话符合原则。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工长找我来预支，但当时已经过了5点。

“不行！”

“什么？”

工长瞪大了眼睛。这个毛头小子竟敢公然违抗工长的命令。

“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快给我，有急用！”

“5点以后是禁止现金支出的。”

”我知道，但我是工长！“

”正因为您是工长，如果您把自己定的规矩打破了，我想以后就不会有人再遵守了。所以，现在绝对不能预支！“

”你是不是疯了？太不像话了！小子，这是办公事用的，是非常紧要的事情，明白吗？“

”遵守公司纪律也是很紧要的事情！“

”是吗？呼……天啊！“

工长无可奈何地走了。在那之后，我时刻准备着接受工长地报复，但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每次我去银行办事，工长都会用他的车送我去，然后再去办他自己的事。他似乎反而更看重我了。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先生，你将来肯定会成为公司的大人物。“

12月初，公司突然通知我，要派我去泰国工地。镇海工地对我来说是一所大学校，当时国内的建筑企业对使用整套设备的工程毫无经验，不仅是我，现场所有人员都在犯错、改正的反复施行中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这时候派我去海外，无疑是对我这段时间工作的肯定。

我将参与的芭迪雅-那拉迪瓦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是韩国建筑史上的第一项海外工程。这是连接位于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边境的两个城市的第二条公路，全场98公里，于1965年9月30日开始国际竞标。现代建设与西德、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等16个国家的29家公司展开竞争，最终以最低成交价拿下了这项工程。当时的成交价为522万美元，比现代建设一年的销售额还要多。

这项工程意义重大。当时连大企业都不敢做的事，竟然由”现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起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拓精神，”现代“才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泰国工地的指挥部比首尔的公司总部还要庞大。我是现场最基层的出纳人员，上面有经理科长，再上面有管理部长。整个工程于1966年1月7日正式动工，但进展得很不顺利。当时在韩国，连”高速公路“这个词都比较陌生，建设装备、技术人员都是捉襟见肘。美国人看到我们从国内运来的旧设备后直摇头：”你们要是能在5年内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把姓都改了。“

为了节省劳务费，我们用了很多泰国工人，但由于语言不通和管理不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第一年投入了工程预算的70%，但工程进度只完成了30%。颜面尽失还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公司面临存亡危机。

工地内部矛盾达到白热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账簿，当时屋里还有公司雇用的两个泰国经理人员。

突然，外面一阵嘈杂，我身旁的泰国经理往窗外一看，急忙对我说：

”李先生，快跑吧！“

原来是从韩国来的工人在闹事。他们挥舞着军用短刀，把现场搞得一片狼藉。干部们闻风而逃，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不是暴徒的韩国人，泰国人留下的居然更多。

那些暴徒好像把我的办公室当成了最终目标，一阵大吼大叫地冲了过来。两位泰国经理只好躲开，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嘭“地一声，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我一看，大约有15个人，手持刀棍，喘着粗气。突然，其中一个人猛地把短刀扎在我的办公桌上。

”趁老子心情好，乖乖地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

”不交！“

”你想死啊？“

看那架势，好像要用刀刺我的脸，我后退几步，把身体紧靠在墙上。

”不肯交钥匙？看你能撑多久！“

短刀刺向我脖子左边，我下意识地把头往右边一转，眼前一片漆黑。接着，刀又刺向右边，我赶紧把头转向左边。

一脚伸进了鬼门关，我突然想，把钥匙给他们算了。其实保险柜里只有一点零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交出钥匙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最终，我还是没有把钥匙交给他们。这不是出于什么使命感，只是因为我不愿屈服的本能！

”不交钥匙也行，帮我们把保险柜打开就行！“

他们看短刀的威胁不起作用，就指着保险柜让我打开。我朝保险柜挪了两三步，然后猛地把保险柜抱在胸口。

”兄弟们，揍他！“

一阵拳打脚踢……

我感觉浑身冒火似地疼痛，但还是死死地抱住保险柜。

这时，耳畔传来警车地鸣叫声，暴徒们见势不妙，一哄而散。和警察一起冲进来的职员们看到抱着保险柜几近昏迷的我，立刻明白了事态，良久沉默不语。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首尔总部。

”李明博不惜生命保住了公司保险柜。“

……

”泰国工地保险柜事件“成了我在”现代”扎根的契机。

推土机#

现代建设在越南承接的新工程弥补了在泰国的亏损，从而打下了重振旗鼓的基石；在国内，也通过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京釜高速公路工程被誉为“檀君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这一战略计划实际上是朴正熙总统“打通国家大动脉，经济才能搞活”的信念，和郑周永社长“我们当然可以”的豪言壮语一拍即合的产物。

1968年3月，当我完成泰国高速公路工程回到国内后，郑社长决定把我派往西冰库，担任现代建设重型机械事务所的管理科长。

我一下子如坠冰窟。重机所很少有正规大学出身的职员加入，只有临时工和刚从工地回来、尚无去处的人才会被安排到那里。按说，我在国外工作了3年，虽然进行的是亏损工程的收尾工作，但毕竟还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理应进入总部管理部或经理部，哪曾想到会被派到了那么一个不得人心的地方。

我在人们同情、担心甚至嘲讽的目光中，默默地来到了西冰库工厂。在自称“老油条”的驾驶员和维修人员当中，有好多都拥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是早在现代建设公司创立之前，就和郑周永社长一同打造汽车服务工厂的技术老手。他们都在人称“王常务”的重机所所长金永柱常务手下工作，因此人称“王党派”。

我这个新任管理科长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改变这些”王党派“的旧观念和工作态度。在重机领域工作的人都习惯于使用日本式的配件术语，如果碰到大学刚毕业、熟记英语术语的年轻技术员，连沟通都成了问题。

我把新旧两派召集到一起。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是美8军留下的古董，而是最新的进口设备，以后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公司订购配件。如果把differential gear（差动齿轮）说成‘代5（Dae Woo.gear的日式外来韩语）’，谁能听得懂呢？只记住配件名称还不够，每个配件上标注的固定编号也要一并记住，因为只凭名称是没法区分规格和生产厂家的。所以，今后申请配件的时候，务必先看好手册中的编号。如果像以前那样光说‘要代5’，我是不会批的。“

为了掌握配件的名称和编号，”王党派”开始经常请教那些年轻技工，工厂的氛围有了很大改变。

当时，重机事务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紧迫感。我把上班时间从7点提前到了6点。无论男女老少，所有人一律6点在运动场集合，做10分钟体操，再围着西冰库工厂跑20分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休息时间禁止打牌、下棋，即便是星期六下午，我也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存在松懈的工作态度。

老员工们虽然嘴上嘟囔着“没赶上好时候啊，遇到这么个年轻家伙，真是活受罪”，但行动上还是遵守规定的；可女员工们不干了。

“6点上班对我们女员工来说太难了。男的只要洗漱一下就可以出门，可我们光是化妆就得要30分钟。请让我们比男的晚上班30分钟吧。”

我不能动摇。

“男员工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而你们一般七八点就可以回家。你们可以利用晚上的富余时间，化好妆再睡觉嘛。早上起来刷一下牙就可以出门了。”

女员工们气坏了，但也无可奈何。按现在来说，这简直不成体统，但我们那一代正是靠着这样的努力才战胜了贫穷。

京釜高速公路工程是韩国建筑业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使用机械设备进行建设施工受到认可；于是，重机所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提供设备，工程进度就会受到影响。

郑社长每天都会打好几次电话来催促设备维修工作。他对设备的名称、性能、配件了如指掌，而我作为管理科长却完全摸不着头脑，也就免不了要被电话那头的郑社长一顿痛斥。

不仅仅在电话里，有时候郑社长会“从天而降”，冲我们大发脾气：“工地上因为没有设备而停工，你们重机所到底在干吗呢！”

有一天，我又被训斥了一顿。那天晚上，我把一台因无法及时修理而未能送到工地的D8型推土机，以及一台构造相似的HD16型推土机全部拆开。大家都骂我疯了，因为那是需要紧急修理后马上送往工地的。我打开说明书，熟记每一个配件的名称和功能，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我为什么要拆推土机？因为我知道，掌握了设备，才能掌握人。从性格来说，我也绝对不能忍受让难题来束缚和压制我。

我不仅用这股“疯劲”征服了推土机，后来还用推土机推掉了一个“青瓦台的指示”。

当时，我们的西冰库工厂旁边有家生产建材的企业共荣社。因为粉尘问题，两家公司发生了纠纷。机械和粉尘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的重型设备随时都要和粉尘做斗争。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安装粉尘设备，但却迟迟不见行动。

一天，我又给他们的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们遵守约定。但一直到那天晚上他们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反而加班加点“制造”粉尘。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对方理直气壮地说：

“青瓦台让我们供应混凝土搅拌车，没办法，只能24小时开工。”

“那是你们和青瓦台的事，你们必须遵守和我们的约定！”

“和你们的约定算什么？青瓦台的指示谁敢违抗？”

我大为光火，发出最后通牒：

“我们等到今晚12点。如果你们再不采取措施，明天早上你们就别想干活了。”

到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跳上推土机，一路开过去，在他们卡车出入的道路上挖了一道深沟。对方急红了眼，让我们把道路恢复原样，我说不能服从。这时，青瓦台直接打来了电话，我依然没有让步。

“道路能不能恢复取决于他们。因为他们不遵守和我们的约定，才发生了这种事，所以请青瓦台不要干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货情况有多么紧迫，但如果我们的设备不能按时维修，高速公路工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到了晚上，那家企业终于低头让步。

把道路恢复原样后，我接到了现代总部打来的谴责电话。

“为什么没有请示总部，惹出那样的祸来？”

“既然是在现场出现的问题，当然该由我负责处理。如果请示总部，总部怎么跟青瓦台对抗啊？”

这回，总部也无话可说了。据说后来，青瓦台的重要人物给现代总部的高层打电话问：

“你们那位管理科长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做出那种事来？”

我们这边只好一阵敷衍：

”是个只知道原则的年轻科长，还不懂人情世故，请多多谅解吧。“

家庭与财产#

在我还是现代公司的一名小职员时，贫穷依然伴随着我。能拥有一间小屋已经是奢侈的想法，更不用说结婚、成家了。随着职位不断上升，在我28岁成为“前途无量”的理事之后，有人开始为我做媒了，介绍的对象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政治世家的千金，也有演艺界的漂亮女明星。

但事实上，我内心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优越感，富贵名媛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

有一天，在浦项念高中时的一位英语老师把他朋友的妹妹介绍给了我。她不是有钱人家的女儿，父母都是清廉的公职人员，这一层就已经让我对她产生了好感。1970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刚从梨花女子大学毕业。据说她在学校时，还曾被选为校花。但在我眼里，她并不是那种特别漂亮、出挑的女孩，而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姑娘。由于工作繁忙，我几乎没有和她好好约会过。即使偶尔约了她，也总是“迟到早退”。有几次忙得脱不开身，只好打电话到约定的咖啡厅，让她换到饭店，然后还是不能按时去，只能让她自己吃饭。有时候让她等得太晚，只好让公司的司机替我把她送回家。

在举行订婚仪式的那天，我也是因为有紧急事务要处理，仪式一结束便扔下她，直奔公司。据说那天，妻子的很多朋友还在那里议论：

“怎么嫁了个这么丑的男人？”

曾经的校花嫁了我这么个“难看的复合体”，也难怪他们会这么说。

结婚后，我们用朋友们送的结婚礼金，在麻浦租了一间十几坪的月租房。每隔半年，房东就要求提高租金，所以3年内我们搬了8次家。第二次搬家的时候还带着全部的行李；但从第三次搬家开始，就只带走些生活必需品；到第七次，只拿了碗筷就离开了。有时候我甚至忘记已经搬了家，下班后又回到原来的住处。

妻子从我还是穷小子的时候起，就和我一同为生活奋斗，是与我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但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竟然被误认为是我的“情人”。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住在由公司提供的狎鸥亭洞“现代公寓”。我经常一大早就出门，夜里很晚才回到家，邻居们很少看到我，只见过我妻子。因为我当时已经担任现代建设的社长，人们猜测我至少有50多岁，我的夫人当然就该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但事实上，我妻子当时才29岁。

当她带着小女儿去市场买东西时，有人就说：“瞧，那是现代公司的社长夫人”。“不会吧？社长夫人怎么可能这么年轻！”一来二去，这些话就被传成了“现代公司的社长和年轻情人生活在一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的家庭完全是妻子一个人在操持。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守在妻子身边。因为工作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爸爸，很少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到国外出差也没有给他们买过什么礼物，顶多带回来飞机上赠送的洗漱用品什么的。孩子们小的时候，都以为那是爸爸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好东西，长大后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但即便如此，我的孩子们依然会说：“爸爸是最关心我们的人。”这不是孩子们说的“假话”，而是我为人之父的“秘诀”所起的作用吧。我的秘诀就是通过妻子了解孩子们的作息安排。比如，孩子们考试、演出或野游的日期、内容都要向妻子问清楚，还有做些笔记。

“我是爸爸，我现在在新加坡。这里正下着雨呢，家里呢？”

就这样，先聊聊天气，然后再问考试之类的情况。

“今天考试顺利吗？是不是考语文、数学、物理这三门？”

“啊？！爸爸你怎么知道的？”

我边笑边看笔记：

“明天要考英语和历史吧？”

这样，孩子们就会想，“爸爸多关心我啊！”

就像我记住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我也完全向孩子们公开我的生活。如果孩子们知道父母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这样的家庭往往不需要过多地为孩子操心。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对孩子最好的帮助。

在我担任现代公司社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谈话节目。当时社会上对公开公职者的财产十分关注。我在节目中强调说，社会舆论支持的不应是“清贫论”，而应是“清富论”。这番谈话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财产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积累的方式不正当，即使很少的一点财产也是不正当的财产；反之，如果方式政党，凭智慧与勤劳致富，财产很多也是合情合理。当然，通过不正当方法致富的一些企业和个人是需要反对和查办的。

我们韩国有句俗话：像狗一样挣钱，像宰相一样花钱。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像宰相一样挣钱，也像宰相一样花钱“。干净合法地挣钱，正大光明地花钱，这才是健康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