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

新军部筹划的”调整重、化工业投资“政策使现代集团陷入了危机。无所不为的”国保委时代“来临了。

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者，连同国内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新军部经济政策的筹划活动中。他们把重、化学工业的重复投资视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主张积极改变这一经济模式。这一主张也暗合了那些试图改变国内经济格局的新军部领导人的想法。

现如今，很少有人会把多家汽车生产公司共存的局面视为重复投资、国力浪费的现象。经济有其竞争规则，竞争应以公平为基础。竞争公平规则受到保障的程度是衡量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标准之一。

但在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官僚却坚持认为，只有把所有汽车制造厂融为一体同时发电设备厂也融为一体，才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来，就是要把现代汽车、大宇汽车和亚细亚汽车合并为一家，再把电力设备领域的大宇玉浦造船厂、现代重工业，以及昌原的现代洋行（现斗山重工业）合并为一体。

对于现代集团来说，汽车与电力设备好比手心、手背，哪一个都无法割舍。现代集团对汽车产业的期望与热情是很高的，何况当时，现代汽车刚刚起步走向世界。电力设备领域也是一样。现代集团已经具备了制造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能力。如果放弃这一领域，就等于放弃巨大的火力发电站与核发电站设备市场。

新军部的经济调整方案简直就像捕捉现代集团的一张阴沉的大网。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公开，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作出取舍。

经过智囊团的反复研究商议，郑会长最终决定选择汽车产业，因为这个新兴产业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虽然电力设备产业也大有可为，但其生产本身就不具有稳定性，况且即使放弃了设备生产，今后我们至少还可以参与核电厂或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工程。现在想来，郑会长的判断也依然是明智的。

内部意见统一之后，我便单枪匹马冲向了“国保委”。会谈的对象是陆军军校第17、18期出身的两位军官。他们直接让我作出选择。我说：

“在作选择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要作这种选择？虽然现在看来，重、化工业似乎存在投资过剩，但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供不应求。如果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合并起来， 必然会违反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一竞争， 进而导致经济衰退。 考虑到韩国经济的未来，我们认为这种投资调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政策是经过充分论证、 研究过的，我看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了。 你们只需要从两个当中选择一个就行。”

第一天的谈判毫无实质进展，但我能感觉到一点：“国保委”已经和现代集团的竞争对手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成了被孤立的一方。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放弃汽车、 选择电力设备。 不，他们或许已经内定了让现代集团选择电力设备，然后把我们往这个方向诱导。

我第三次去“国保委”的时候， 会谈的军官终于摊牌了。

“你们现代集团一直侧重于重工业发展，在这个领域也有过不少投资。 既然建筑是你们的主力行业， 选择电力设备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代选择汽车产业。”我单刀直入。

他们一下子慌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强行要求我们选择电力设备。我毫不含糊地说：“现代集团从始至终不赞成合并，如果合并不可避免，那我们一定选择汽车产业。”

那些军官自然不甘心，又罗列了一大堆现代集团应该选择电力设备的理由，但我丝毫没有动摇，谈判进入了僵持阶段。这时候，他们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个人：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江南。”

“是公寓吗？ ”

“不是， 独门独院， 不小。”

“哼，你倒是住得宽敞。 而我，就住在山顶一间连自来水都没有保障的40平米的公寓里。 我们在为国家担忧的时候，你们却在一边享清福，还不肯跟政府合作，这像话吗？”

我再也坐不住了。

“两位花国家经费上军校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在梨泰院拉着平板车清理垃圾， 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你们父母送你们进高中的时候，我不但要自己赚学费，还要拼命干活养活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后，还要在国外工地没日没夜地工作。197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几近耗尽、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是靠我们这些海外建设者辛辛苦苦挣的美金才扛了过去。两位从军校毕业后经历过战争吗？而我，每天都要在和战争一样残酷的海外市场上打拼，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时， 一位军官拦住我的话。

“我们也参加过战争。越南战争。”

我忍住苦笑，又接着说：

“谁说只有军人才是爱国者？我们这些企业人难道就不是爱国者吗？企业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但无视企业作用的想法是绝对不可取的。你们住在山顶的公寓里，而我曾经在比那还要艰苦很多倍的地方生活过。作为一个大企业的社长，我住在一套大房子里有什么错吗？那套房子是公司为我方便接待外宾而盖的，如果这样也有错，难道一定要我降低自己的居住水平吗？难道这就是你们治国的目标吗？你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们这样的军人公务员也达到和我一样的富裕水准，这才是可取的目标。怎么可以要求一个靠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人降低生活水平呢？”

这一次的谈判在争论中结束了。我回到公司和郑会长商量，如果这样争论下去，我们必然会被推到选择的边缘，毕竟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

一天晚上，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托人捎来口信，说是想约我见一面。这位朋友当时正在辅助政府运作“改革”事宜，一看到我便露出担忧的神清。

“李社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很多问题不是固执己见就能解决 的。依我看，你还是同意吧。时间对你们不利啊。明天就去表态吧，这关系到现代集团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揣测他找我谈话的动机。是真心为我和现代集团担心，还是站在新军部立场上诱导我呢？我竟一时难以辨别。

第二天，我向郑会长转达了那位朋友的话。 郑会长看上去很疲惫。“10·26”事件后，现代集团完全是靠他的坚韧意志与斗志才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肩扛千斤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再努努力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同意吧。或许这就是大势所趋。”

郑会长把公司的印章递给我。

“会长，您这是做什么？”

“你不要有思想负担。”

“如果要盖章的话，还是请会长您亲自去吧。即使您不去，还有很多人能代表公司盖章啊。”

“这件事一直是你在处理，你就善始善终吧。”

我没再说什么， 收起印章，去了“国保委”。

和往常一样，还是两条难以相交的平行线。 我继续坚持我的“不可合并论”。

“如果把汽车企业捆成一个，竞争力就会降低，最终只能成为国家的负担。 印度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他们只有一家国营汽车企业，技术开发不行，经营管理也不行，造出来的汽车款式陈旧，性能也不好， 价格却贵得离谱。 因为产量少， 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好几个月。 没有合理竞争的弊端，局外人是很难了解的。 我们国家现在看似重复投资， 但事实上是经济不景气、 产业化未能进入正轨所引起的。假以时日，就会体现出各个企业对出口所做的贡献。所以，还是请再考虑一下是否合并的问题。”

“李社长，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个政策是以海归学者所做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制定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信口胡说？”

我暗暗对自己说，务必再坚持一下。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以什么为根据主张合并的。那种废除合理竞争、 培养垄断企业才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上都找不到。垄断企业一开始运转可能还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无数的问题；而在健康的竞争环境中成长 起来的企业，他们的前途将不可估量。 如果你们现在非要无理合并，能不能解决眼前问题还是未知数， 今后要想进入国际市场更是毫无希望。 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晚了。”

“我们没时间听你在这儿讲课！要么同意合并，要么，请便。”

此时已是深夜。 我意识到，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转机。房间内的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既然我们别无选择，那就请按政府的决定盖章吧。”

我拿出郑会长的印章， 放在桌上。 我不能用我的手来盖这个章。

一位下属军官走上前，拿起了印章，就在落章前的一瞬间，那位高级军官一脚踏开桌子， 站了起来。

“不要盖！”

他识破了我的意图。如果由他们盖章，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他们承担。 他气急败坏地看着我， 又转头冲那位下属大发其火：

“你怎么搞的！”

那天半夜，我从“国保委” 出来，回到了公司。整个公司大楼，只有郑会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郑会长盯着我的脸， 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

“盖了吗？”

“没盖， 章在这儿。”

“啊？怎么回事？”

“我明天再详细向您汇报吧。”

郑会长又看着我的脸。

“唉， 你的眼睛出血了。”

“不会吧，我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啊。”

“是出血了，去照照镜子吧。”

在会长室入口的镜子前一照，果然我的眼睛里有红色的液体。沾在手帕上是乌紫色的。 这就是所谓的 “血泪＂ 吧！以前还以为只是文学性的修辞， 没想到从自己的眼睛里流下了血泪。

我的正面对抗使 “国保委” 的汽车产业合并计划无法顺利进行， 进而促成了将问题移交工商部处理的契机， 合并问题也随之成为公开的争论。 在工商部主待的会议上， 郑周永会长更是强烈阐述了产业合并的弊端。 最终， 汽车产业没有走向合并之路。

假如那时真的草草合并， 韩国现在的汽车产业水平或许就和印度无异了。 当时被合并的电力设备产业， 结果后患无穷。

奏响凯歌#

1987年12月，国家电力公司开始为灵光核电站三、四期工程建设实施招标。当时，国内拥有核电站建设经验的只有现代建设和东亚建设两家公司。

核电站分为核反应堆和电力生产装置两个部分。在之前的古里核电站一、二期与月城核电站一、二期工程中，现代建设负责建造了第一部分核反应堆工程，第二部分由东亚建设公司负责建造。此后的灵光核电站一、二期工程则是由现代建设全权负责的。所以，现代建设是国内唯一一家具备建设完整的核电站经验与能力的企业。政府和现代建设就灵光核电站三、四期工程签订授意合同是最为理想的。

按照当时的情况，签订授意合同只是表示一种意向。《预算会计法》规定，大型工程不能和特定的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以防止给予特殊优惠待遇。事实上，政府不和现代建设签订核电站建设合同还有政治上的问题。由于此前政府无理介入现代集团的极东石油经营权问题，郑周永社长和第五共和国的权力层之间出现了裂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不会让“现代”轻松过关。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韩国当局进退两难的事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核物质泄漏，引起全世界对核电站安全问题的关注。没有经验的公司不能参与核电站工程建设成为一种国际共识。

韩国政府不愿把项目交给“现代”，但又不能不顾及舆论的巨大压力。于是，国家电力公司决定重新招标，并提出了新的竞标资格要求。

第一次公告的标书审查结果是，只有“现代”符合要求。国家电力公司发出第二次公告，结果还是“现代”胜出。根据法律，通过两次审定的公司，第三次就可以与之签订承包合同。

看到工程授意合同基本确定，我便去了新加坡处理公司其他事务。谁知几天后，我突然接到郑会长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

“李社长，核电站的授意合同无效了。”

“怎么回事？”

“是副总理在刚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你赶紧回来处理一下……”

当时，在大部分政府主持的工程中，建设公司向政府提供政治资金是一种管理。但这次的核电站工程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资金猫腻难有藏身之地，政府权力层因此感到不快。

在我离开的那几天，副总理、安全企划部长等政府高层竟然找出授意合同中的漏洞，随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取消与“现代”的合同，并再次进行招标。

一回国，我便直奔郑寅用副总理办公室。

“政府怎么能不和合同当事人打招呼，就单方面取消合同呢？现代建设是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竞标，堂堂正正地拿下了这个项目。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合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恳请政府取消这一决定，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对政府提起诉讼。”

从副总理办公室出来后，我又去找国家电力公司的朴正基社长。

“如果您按照副总理的要求取消合同，那就等于承认之前和我们签订合同是错误的。您只有强烈主张和我们签订的合同是合法的，并且按原计划进行，才能证明您之前的做法是正确的。否则，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所有责任都将由您来承担。”

朴社长处境尴尬。作为国家电力公司的社长，改变已经上报总统的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下一步，我又去找动力资源部的崔昌洛部长。

“法律规定，不能以政治方式取消合法的工程合同。这次单方面撕毁与我们的合同，政府究竟是什么意思？”

崔部长似乎欲言又止。

后来，国家电力公司的朴社长向我转达了崔部长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归副总理管辖，更不是副总理应该出面处理的事情；虽然知道其中又不妥之处，但对于上面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他也不方便对外发表意见。

明白了崔部长的意思之后，我再一次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部长您只要肯定我的看法就行。等到合适的时机，请您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吧。”

我没有必要让崔部长为难。虽然现代建设的反抗不容忽视，但政府也不会轻易改变决定。

在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国家电力公司的朴社长主张必须深证考虑核电站建设的安全问题，并决定按照合同与现代建设合作。这自然引起了政府权力层的强烈不满，很快，他们便撤掉了朴社长的职务。接任的韩凤洙社长对此问题毫无作为。无奈之下，现代建设只得请律师做好诉讼准备，并通告了政府。诉讼对象是国家电力公司社长和动力资源部部长。

终于，崔部长来找我了：

“请你们承认政府权威。即便道理在你们一边，政府也不可能取消已经作出的决定。希望你们和东亚建设一起，再进行一次竞标。”

虽然这个提议依然违背原则，但我们决定接受。我提出一个条件：

“核电厂工程事关重大，招标不能以标书总额为准，必须以标书中的明细数据内容为准。”

明细数据内容涉及很多具体的技术指标。没有核电站建设经验的企业是不可能提供这些数据的。政府接受了我的条件。

竞标结果，灵光核电站三、四期工程项目，依然花落“现代”！

这是一项工程两次被同一家公司赢得的珍贵记录。事实上，也是第一次在政府主持的重大项目中，企业没有向政府提供政治资金。

在吸取了LNG储藏基地项目的失败教训之后，在两次起落、奋力抗争之后，我们终于奏响了嘹亮的凯歌。